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论述这一生活时期的作用。神经症似乎只是儿童时期到6岁为止获得的，尽管其症状可以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儿童期神经症的表现时间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在每一病例中，后期的神经症疾病都与童年的预兆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创伤性神经症（由于过度的惊吓或者严重的身体打击，像铁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们与童年期决定因素的关系至今未得到证实。阐明为什么在童年期的开始阶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难。我们知道，神经症是自我的错乱，所以，儿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没有抵抗力的，不能处理长大后很容易处理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的本能冲动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为“创伤”而活动，尤其是它们在中途与某种先天倾向性相汇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压抑）对它们进行防御，但这种方法变得无效了，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永久性的妨碍。自我受到的最初经验的损害是极不相称的巨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我们只是有必要做这样的类比，用针来刺细胞分裂活动中的细胞体（就像在Roux实验中那样）和用针来扎最终出自这些细胞的成熟的动物，结果是不同的。没有人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也没有人能逃脱创伤体验引起的压抑。然而，自我方面的这种有问题的反应也许是这同一时期提出要达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幼小的儿童必须成为一个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议的简缩形式走过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道路。这可能是遗传组织造成的，但如果没有后天的抚育，作为超我的先驱的父母的影响，用禁令和惩罚对自我活动加以约束，鼓励或强迫压抑的机构等这一类额外帮助，实现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很容易保证健康，文明人则不容易。所以，一个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种要求是与文明敌对的。由于家庭的抚育代表着文明的要求，我们务必牢记人类种族的生物特性——儿童依存性的漫长时期——在神经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