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我的咨询室，他是我的一位女患者的弟弟，我见过他很多次，通常喊他的姓。当我要谈他的这次来访时，我发现我忘掉了他的姓（我知道这个名字并非普通），怎么也无法使我回忆起这个名字。后来我走到了一条街上，当我读商店的名字的时候，才想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姓。对这一情况的分析使我发现，我将他与我的弟弟联系起来，产生了类比，我似乎存在这样被压抑的问题：“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的弟弟是否也会和他一样？是否会做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和这个年轻人的母亲的姓是一样的，都是阿玛莉（Amalia），这一事实。使我将我的这种思想和我自己以及其他的家庭联系起来。后来，在我进行内省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些替代名字，蒂奈尔（Daniel）和弗朗茨（Franz），这些名字不明原因地强迫性地进入了我的大脑，这些名字和阿玛丽一样都来源于席勒（德国剧作家）的戏剧《强盗》，而这部作品又受到了维也纳旅行家蒂奈尔·斯皮策（Daniel Spitzer）的嘲讽。
5.有一次，我忘掉了我的一个患者的名字，这种情况与我对自己的青年联想有关。在我找到这个名字前，我的分析途径很曲折。这个患者表现出对失明的恐惧，这唤起了我对一个年轻人的记忆，这个人曾经被枪打瞎了眼睛，这又使我联想到另一个年轻人，他也被枪打伤过，后者和我的这个患者同名；然而，他们之间没有其他什么联系，当我意识到是我的这种焦急的期盼从这两个受伤的年轻人转移到了我的一个家人身上时，才想起了这个患者的名字。
这是我通过对一系列“个人资料”的思考完成的，我对个人资料也没有什么了解，但这种个人资料却从对名字的遗忘这一现象中，潜意识地显示出来，似乎我被迫将他人的情况和我自己的情况相比较，当另外一个人进入我的注意范围时，我的个人情结便表现得十分敏感。这并非是我个人的特殊情况，这是在我们理解“我们之外的材料”时所表现出的共性，我有理由相信，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与我的表现是极其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