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否定或收回早期发现是一回事，而将这些发现吸纳、整合到新的发现之中又是另一回事。在性欲节制中，在性欲兴奋过程的不当干预中，或者性欲兴奋被转移而不能在精神上加以解决时，焦虑都直接产生于力比多；或换句话说，当面临因需要而产生的某种过度紧张时，诸如在出生情境中那样，自我便被迫处于一种无助状态（a state of helplessness），其时焦虑就产生了，这依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产生焦虑的过程中寻求释放途径的，可能正是过量的没有得到利用的力比多，尽管这一问题不甚重要。正如我们所知，在“现实的”神经症基础上尤其易于产生精神神经症。这看起来就像是自我努力从焦虑中拯救自己，关于焦虑，它已经学会让它存在一段时间，然后使之与症状形成相结合。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traumatic war neuroses）——顺便指出，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障碍——的分析当能揭示，他们之大多数都拥有“现实的”神经症的某些特征。［参见第129页。］
各种危险情境均由它们的原型即出生活动演化而来。在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说明中，我无意断言，焦虑的每一后期阶段的决定因素，都使前此阶段的决定因素完全归于无效。虽然随着自我的发展，早期的危险情境确实倾向于失去它们的力量并被搁置一旁，乃至于我们可以说，个体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相应的焦虑的决定因素。所以，在个体自我尚未成熟时的合适决定因素是心理无助感，在个体仍需依赖于别人的婴儿早期，其适当的危险是对象失却。同样，性器欲期的危险是阉割，而潜伏期的恐惧对象是个体自己的超我。但是，所有这些危险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都可以并列地持续存在，并引起自我在对合适因素做出反应一段时间后，以焦虑对它们做出反应；或者它们之中若干因素同时共同起作用。不仅如此，在起作用的危险性情境和随后神经症所采取的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