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曾指出，分析中需要加以克服的抵抗来源于自我，而自我却依附于反贯注。自我很难将其注意引向它一直加以回避的知觉和观念，或承认那些完全与它认为构成它自身的成分相对立的冲动。我们在分析中与抵抗的周旋就是基于我们对事实的这种观点。如果抵抗本身是潜意识的，如经常出现的那些因它与被压抑材料之间的相关而构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使之成为意识。如果抵抗是意识的或已变成意识，我们就对它采取逻辑论证；我们会向自我保证，如果它放弃抵抗，它会获得很多奖赏和好处。关于自我方面的这种抵抗的存在，是肯定无疑的。但我们却要问，它是否包含了分析中的全部事态？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处在自我决定放弃其抵抗之后，它仍然难以解除压抑；我们已把追求做出值得赞扬的决定的紧张努力阶段视为“逐步突破”。使这种逐步突破成为必要的和可理解的动力因素并不难发现。在自我—抵抗被解除之后，必然仍需克服重复的强迫力量——即由潜意识原型对被压抑的本能过程所产生的吸引。关于将这一因素描述为潜意识抵抗，无须加以说明。这些修正不必使我们感到气馁，如果它们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我们当加以欢迎，而且，只要它们丰富了我们的早期发现，而不是使我们的早期观点归于无效，那么，这些修正就不是不体面的——它们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太泛化的陈述加以限定，或者是对某种阐述得太狭隘的观点加以扩展。
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些修正为我们在分析中所碰到的各种抵抗提供了一次全面的清查。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分析家必须要处理至少五种抵抗，这些抵抗来自三个方面，即自我、本我和超我。自我构成其中三种抵抗的来源，其中每种抵抗的动力性质各不相同。这三种自我抵抗的第一种是压抑抵抗（repression resistence），对此，我们前文已做讨论［第157页以下］，对此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补充。第二种是移情抵抗（transference resistence），它和压抑抵抗在性质上相同，但在分析中的作用不同且更明显，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某种与分析情境和分析家本人的关系，并因而重新激活任何只能被回忆起来的压抑。虽然第三种抵抗也是自我抵抗（ego—resistance），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它产生于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并以将症状同化为自我为基础［见第99页以下］。它代表了对放弃任何满足或免除已获得的益处之不情愿（unwillingness）。第四种抵抗产生于本我，我们已经知道，它必须“逐渐突破”（working through）。第五种压抑来自超我，并且是最后被发现的，它也是一种最隐晦但并不总是最微弱的一种抵抗。它可能起源于罪疚感或惩罚需要，并与任何趋向成功的努力相对立，因而也与患者通过分析而康复相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