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部俄国小说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里面也是另外一个人犯了杀人罪。而这另外一个人跟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是父子关系。在他身上，情杀动机（motive of sexual）是公认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谓的癫痫症，安排在他身上，仿佛在极力表白，他的癫痫、神经症在他身上就是弑父行为。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里，有一个对心理学的著名的嘲笑，说它是一把“双刃剑”。这里是一个高明的伪装，为了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的深层意义，我们只有把它倒过来看。该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学，而是法庭的审讯程序。到底是谁犯罪无关紧要，心理学关心的是谁渴望犯罪，罪行发生后谁会感到高兴。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兄弟——反面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样有罪，都是冲动的肉欲主义者（senstla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cynic）和癫痫病罪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场面特别揭示了这一点。在佐西马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时，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便跪在德米特里的脚下。这一行为不可能令人表示钦佩，因为这意味着该圣徒正在抵制蔑视和憎恶凶手的**，并因此向凶手表示谦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出那些不幸的家伙有权得到的怜悯，它使我们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过去人们正是用此种敬畏看待癫痫症者和神经症者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个罪犯几乎是一个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本该由别人来承担的罪责。因为这个罪犯杀了人，别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杀人了，人们一定会感激他，因为如不是他，别人就不得不亲自去杀人。这并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而是基于一种对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identification），实际上，这是一个稍加移置的自恋（这样说，并不是对这种仁慈的伦理学价值提出疑义）。也许这属于那种非常普遍的对别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机制，人们能够很轻松地在这个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说家的特殊例子中觉察到这个机制。毫无疑问，这个由认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题材的决定因素。他先期描写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动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这一基本的犯罪——弑父，并在他的一部艺术作品中通过弑父者来完成他的忏悔（conf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