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的仇恨难于被男孩子采纳是由于其对父亲的恐惧，阉割是可怕的——不管是作为惩罚还是作为爱的筹码。在压抑对父亲的恨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即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恐惧，可以叫作正常因素，它似乎只随着第二个因素——对女性态度的恐惧——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一种强而有力的天生的两性同体的气质便成为神经症的先决条件或成为增强神经症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气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种可行的形式（如同潜伏的同性恋）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谊起着重要作用，他对情敌持令人不解的温和态度；还有，正如他小说中所举的许多例子那样，他对只能用受压抑的同性恋才能说明的情况具有独到的理解。
假如我们这样来阐明一个人对父亲爱与恨的态度，以及这态度在“阉割恐惧”（threat of castration）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致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的读者感到了乏味和难以置信的话，我为此遗憾，尽管我不能改变上述这些事实。我应该预料到“阉割情结”肯定会引起相当普遍的否定，但我只能坚持。精神分析学的经验已证明这些特别的情况是不容怀疑的，它还教给我们去认识每一神经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用这把钥匙来认识我们的这位作家所谓的癫痫症。与我们的意识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制我们潜意识心理生活的那些事件。
但是以上所说的一切，还不能尽述俄狄浦斯情结中压抑对父亲之恨所带来的后果。这里要补充一点新的东西，即与父亲的认同最终还是为自己在自我中找到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它被自我容纳，但却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与自我的其他内容的抵抗中存在着，我们管它叫“超我”，并相信这个父亲影响的继承者在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父亲是生硬、暴烈和残酷的，超我就从他那里接过这些属性，而且在它与自我的关系中，本该受压抑的被动状态重新活跃起来。超我变成了施虐狂，自我变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说，自我最终是以女性的方式被动地实现的。对惩罚的巨大需要在自我中萌生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甘愿充当命运的牺牲品。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又从受超我的虐待中（就是说在罪疚感中）寻求满足。因为任何一种惩罚，归根结底都是阉割，是对父亲的被动态度的实现。就连命运，作为最后的手段，也只不过是父亲后来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