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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狄浦斯情结（或称“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的一把钥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对于这样一种令人迷惑的复杂人格应如何去认识？
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是最无争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其中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那段描写，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再溢美的评价似乎也不过分。所以，在创造性艺术家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就显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击。如果我们借口唯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的人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而试图将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忽视了由此将引起的一个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个人一旦他感受到**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于**。如果一个人先是犯罪，然后又悔过，悔过后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他便会受到外界的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实质：自我克制（renunciation）。实际上，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人的一种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他使人想起大迁徙中的野蛮人，他们杀人而又以苦行来赎罪，直到苦行成为使杀戮能够进行的实用手段。可怕的伊凡就是这样做的。看来，这种对道德的妥协的确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终没有产生十分光彩的结果。在经历了个人本能要求与社会呼吁之间相妥协的最激烈斗争之后，他倒退到既臣服俗权又臣服神权，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倒退是一个人不费力不用脑子就能够达到的。这是他伟大人格中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成了人类的监狱看守的同伙。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没有什么可感激的。而他似乎是因为神经症招致这种失败的。他的睿智和他对人类的强烈的爱或许能为他打开另外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