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能兼容并包，胸襟开阔，愿意也能够倾听别人讲话，不说他人的坏话。如果没有外力的播弄，他与上级、同事、下级（包括学生）都会有很好的关系。17年间（指文革前17年），政治运动不断，廖先生虽然常常挨批，但没有受过实质性的处分（如划右派、右倾等），而且还有几次升级。人们开玩笑说，廖夫子是福将，一有运动就挨批，但没有耽误涨工资。这说明北京教育界和学院的领导对他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老实人，分配给工作无不勤勤恳恳去完成，从不讲价钱，正像他自喻的老黄牛（“反刍集”的名字即源于此）；文艺界领导周扬也知道他，有次讲话就说道“谁说共产党内没有秀才？廖仲安不就是一个吗？是党的‘红秀才’”。这句褒扬在文革中给他召来无数麻烦。小将们说：廖仲安不仅是北京黑市委教育战线的干将，还是文艺黑线的干将。
专案组费了好大劲调查他，除了一般的组织关系外，没有发现他与北京旧市委和中宣部领导有任何特殊关系。朋友、老学生也都是与他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的。有一次与我提起他的老师朱自清的话“几十年了，朋友就是那几个，老婆就是那一个”。我笑起来，心想“这真是夫子自道”。他的朋友，不管我见过没见过，大多耳熟能详。因为他每每言及他们。今年春节，我去看他，问及他找我要的《赵俪生回忆录》收到没有。他说：“收到了。挺好看的。我叫人给刘国盈送去了，他住养老院了，很闷。”刘国盈是我上大学时的系主任，也是他北大老同学、师院的老同事。他的几个老学生我也大多认识，为《反刍集续编》写序的李华就是1959届的毕业生，不幸他已经于几年前去世。连他的家庭都是值得羡慕的，四个孩子都是文革当中长成的，都被动乱耽误过，但他们学历最低的也读到硕士，在国内外不同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有一次我问起，他是怎么教育的。他说他谁都没有教育过，他们自己长成的。我说您这是垂拱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