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三十年对于古代文化评价不高，但那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却往往发难于古典文学或历史研究领域。这里举几个比较昭著的。如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50年代后期的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以及“拔白旗”“插红旗”（在文史研究领域最为激烈）；60年代批判忠王李秀成的“忠王不忠”和批判吴晗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等等都与古典文学密切相关。这个时期每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与文史有关工作的知识人更是心怀惴惴，怕写文章、怕被人抓住小辫子、怕犯错误等，也给一些善于“成人之恶”的小人以绝好的出风头、攀高枝的机会。他们眼如雷达，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四处搜寻对象。于是在研究领域的批判、否定和空论日益增多，实事求是的研究日益减少。
廖先生说这一个时期是“知识分子三灾八难的年月”，一点不假。不会看风转舵、不趋时，总带着一些理想主义的知识人更容易动辄得咎，免不了要经历“挨整、挨批、受处分”的苦难，廖仲安也是这样。
近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无不以改造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相标榜，但廖先生的感受是“运动、批判并没有使怀疑减少，而且往往更增多了怀疑”。可悲的是，文章可以少写或不写，但老师不能不讲课。讲课中如何评价作家、作品成为最敏感的问题。领导强调在这些问题上要“把好关口”。
当然这对于“无可无不可”、毫无学术良知的人好办，社会通行“宁左勿右”一套，只要把古人一概骂倒，这样安全系数最大（当然1970年代如果骂到秦始皇、法家头上结果也不美妙）。而廖仲安不能，他说“我们这些身临讲坛，在同学们十目所视下的教书人，不能不紧张地关注着校外的‘风’和校内的‘浪’”，更不能昧着良心胡说。那时有些学生在社会风气熏染下以革命自居，向党委校方举报告发老师“放毒”也是常有的事，做教师成了高危行业，不久文革就证明了这一点。廖仲安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他尽量本着学术良知去做，这就不能不与外界环境发生冲撞。我们从《反刍集》许多文章中可见其内心的挣扎，比较典型的是20世纪60年代所写评价曹植、苏轼作品的文章和20世纪70年代写《水浒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