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孙念台先生是我所在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老师，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本来是互不认识的，但是孙先生是师院的名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师院上过学的大多对他老先生会有点印象。孙先生很胖，那时又不流行减肥，每天拖着大胖身子上班很不方便，于是他包了一辆三轮车天天拉着他到北师院教学楼前。当时社会“革命化”程度已经很深，三轮车绝大部分已经改造为“平板车”，用以拉货。除了病人之外，很少见有人坐三轮车，因此，孙先生是师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文革之中，孙先生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牛棚”劳改时，因为不习惯体力劳动还闹过许多“笑话”，至今还记得一则。说老先生在被监督劳动时，管理人员让他用胶皮水管冲洗大字报栏，水冲不到高处，孙先生想把管子举高些，但管子很软，伸长了便弯了下来，水便浇在自己的脸上、身上、脖子里。很多学生站在一边看笑话，旁边一位老师说：“老孙，你把管头捏紧，水不是就滋高了吗？”先生一试，果然如此。孙先生笑了，说这是“小孔流速”啊，在物理上是有根据的。这个笑话在师院物理系中流传颇广。
我遇到孙先生时，他已经“解放”。这时他已经瘦了许多，脸上也打了褶皱（原先是红光满面的），带着一副白框子眼镜，两个眼镜片宛如香槟酒瓶子底。身体衰弱了，但是买书的兴致不减，甚至可以说还很高。他每天斜挎着一个黄帆布书包（当时很流行这种军用式的书包），从东城跑到和平门外，显得风尘仆仆，但是每天在等书店开门时显得很兴奋，仿佛即将参加决赛的运动员。他购书面很广，但是没有见过他买数理方面的书。其兴趣在文史，还向我借过清末怀来县知县吴永写的《庚子西狩记》（现在据此书改编为电视剧《慈禧西行》），还有的时候对我说：“写得真好！特别真实。”那时红卫兵运动刚过去不久，因为小将们自比义和团，所以人们对有关义和团的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买了一本《中国佛教史》，我还借来看了一个月。孙先生乐于助人，总是笑呵呵地帮助他人挑书，向人建议什么书值得一读，与别人讨论读书心得。他是清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孙毓汶的四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