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3个学生每人都可以写篇纪实小说，他们各有各的冤屈和独特个性。这些人的遭遇往往不是单纯的悲剧，反动学生的故事往往是喜剧与悲剧的交织，是奇异与荒诞的组合。其中有的人是敢于向当时的主流政治挑战，公开投书广播电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是极少数，不过一二人而已；大多数只是因为时逢困难时期，人们缺少安全感与幸福感，二三好友之间难免有些牢骚，于是便被剥夺了安全与幸福；更多的是书呆子，特别是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再一认真，则不为时论所容；也有一些是农村来的学生（包括中国第一个土族大学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目睹了农村的惨状，于是便对大力宣传的“大好形势”不能适应，如在下面犯点自由主义，就难免背离了主流舆论；还有不少人的“罪行”更是匪夷所思，竟有因为“崇拜关公”，说“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笑话，甚至因为要请假结婚，与系里行政人员发生矛盾便被划为反动学生的。中央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是将反动学生定性为“极右分子”的，而许多学校却找了这么多不够尺码的分子以敷衍塞责，这起码是不严肃的。因此，这场悲剧中自然就有了其荒诞的一面。
高教局为了管理反动学生，从反动学生多的学校抽取了三四个下放干部组成管理组。最初，可能是为了照顾反动学生的面子，称之为“工作组”，“四清”后期“文革”前夕改叫“管理组”。
反动学生以北京大学出的最多，三届之中近十人；其次是中国科技大学有六七人；其他学校则一至四人不等。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专、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建筑材料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在北京著名的大学之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反动学生，为什么如此，有两种说法。一说清华大学校长是蒋南翔，他身为高教部长，得风气之先，知道中央要搞反动学生，便极迅速把清理思想搞完，待中央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下来，清华已经把学生都分配走了；另一种说法是，清华也有反动学生，只是他们没有把学生送到南口或其他什么地方，而是在本校自我消化。80年代初，听胡德平说北京大学也还有一些反动学生没有送到南口，留在校内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