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幼时生长在北京，受过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自幼爱好书画，曾在“四友画社”拜师学国画，每年四友画社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的画展，都会有他的作品出现，如大幅的山水中堂以及册页等。那时陈先生才十多岁，已经受到很深的传统艺术的熏陶与浸染了。中国的书画诗词最能移人性情，陈先生本业是治“西学”的，但他一生中对于传统的钟情和至老不变的传统文人的审美习惯（例如他听京剧偏爱“含蓄内敛”文人气足的余叔岩，而不喜欢雅俗共赏的麒麟童和马连良）都与他自幼学习书画的经历分不开的。《一脉文心》中收录了陈先生不少书画作品，大多创作于晚年，都有着很强烈的“文人书法”（“文人字”先生定义为文化人的字是性情中的字，率性为之，“天然去雕饰”）和文人画的倾向，可见传统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已经成为陈乐民先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
可是这远远不是他的全部，在《给没有收信人的信》中还有另一个陈乐民。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的是个十分理性、勇于思考和强调怀疑与批判的智者。他在《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中夫子自道：“我实在非常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的情感。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个传统文化想要通向现代化，那是此路不通的。”人们常说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与爱好。陈先生只把自己的爱好局限在个人业余生活上，当他在治学时、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则没有被个人爱好所左右。
陈先生也承认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笔巨大的“历史财富”，陶冶过无数文化人，可以说有许许多多说不尽的美点，七十岁以上的知识人哪个不是它熏陶出来的？偏爱它是极自然的。但关注社会进步的人士思考的是，它能不能引导出社会变革来，或用句“新儒家”的话头来说就是，这个“内圣”能不能开出“新外王”来？一些人认为“能”！（当然具体说辞有异）而陈先生坚决认为“不能”。他的理由是“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或者从它的文明发展来看，我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自我循环的过程”。的确，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1840年英帝国用炮舰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动**和演变中多的是无尽无休的战争动乱，少的是制度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文化背景两大因素——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没有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