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的自生、自然的发展时期，文化、思想也在起着推动作用。贡献最大的有“五大贤”，培根、牛顿、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他们不断地批判神权、君权，强调人的权利。洛克写作了《政府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君权神授”，批判“神权、父权、君权”的虚妄；下篇则自然而然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他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陈先生赞叹说：“说得何等透彻、全面而又精练。它其实就是启蒙思想的核心，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而且成为尔后西方政治文明所不能绕过的根本点。”包括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乃至现在联合国一切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基本思想皆出于此。其实，人类社会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归根结底就是如何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说复杂也复杂，都是一些聪明人把它弄复杂了，好浑水摸鱼。
英国的思想启蒙走的是渐进的道路，如果从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运动算起，到十八世纪完成则有四五百年的光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这期间或有小的倒退或停顿，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前进。最后达到“虚君”立宪的目的，在国体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政体是在不断地进步。而政体（政府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才是人民参政程度和享受权利的真正指标。因为君主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国体变不变与民众关系不大。那些立宪制的君主政体，国王只是告朔之饩羊，无非是比民选元首多点支出罢了。在社会或国家发生危机时它还能起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对待社会进步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比较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