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世纪末的恐慌虽然是19世纪最后几年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但它毕竟在最初的几年尚不足以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更不足以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仍以清政府居于主导作用，清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吸取在甲午战争中的教训，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那么，不仅19世纪的最后几年将平安度过，而且势必为20世纪的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清政府内部由于派系的冲突，不仅无法对甲午战争的教训与后果达成共识，而且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缺少一种总体把握，遂陷入无休止的内耗之中，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发展的良机。
清政府的内耗不始于甲午战争之后，而是由来已久。这一点倒应归咎为中国传统的旧体制。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政府从来都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而政府内部也缺乏一致的观念和起码的共识。表面上，他们都对皇权中心负责，从不同方面服务于皇权利益；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益的组合，是皇权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采取的相互牵制策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皇权中心具有高度的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如果具有应有的权威和足够的胆略，那么，政府内部的相互牵制无疑有助于保障皇权中心决策的正确性，反之，则不仅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而且容易造成互相推诿，谁都不愿负责的局面。
由此反观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中国的失败完全可以归咎为政府决策的失误，而政府决策的失误则又导源于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所谓帝、后两党的争执，所谓清流派的攻击，他们在本质上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是以小集团的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削弱中方统帅部的权力，使中方主帅处处受到掣肘。明晰内情的美国人毕德格说：“李中堂（鸿章）未有尽其力之所能为而已。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之所以异也。言官见东胜而中负，乃尽情诬罔，归咎于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风捉影之谈，冀动朝廷之听，而思自坏其长城，其害较中国之敌人而更甚，殊为可哀之至。”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