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高层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内耗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帝后两党的外在形象日趋明朗的时候，这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便是，人为地将统治阶级分成若干集团，举国共识的建立更是艰难而不可预计，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国是否还能沿着旧有的轨道继续前进，是否必须进行体制及基本国策方面的重大改革。
按照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想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由此而怪罪洋务新政及几十年来的基本国策是不对的。不过，甲午战争的考验确实也暴露了中国内政特别是体制方面的一些弱点和不足，中国就此进行某些适度的改革与调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正当其时。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太后对于国人的抱怨与指责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同情，并对康有为以及一些开明官僚的维新呼唤、改革方案予以善意的回应。当她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后，不仅没有指责这一方案的过激与荒谬，而是“留览十日”，进行审慎考虑之后批转“各省督抚会议奏覆”，29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西太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反对改革。
西太后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渴望中国的繁荣与昌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她统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她的主持或支持，洋务新政不可能发生与发展。事情的真相或许正像她所陈述的那样：“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中国的富强与发展，有利于恢复中华帝国在国际社会应有的风度、尊严与地位，西太后并不是坚决排斥与反对，而是乐观其成。然而，西太后毕竟是大清帝国的最高主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肩负着对大清帝国、万民百姓无人可比的历史重任，因此，她对改革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从来都基于一定的原则性和某些政策底线，从来都不是无所顾忌的彻底改革派。在她看来，中国如果不改革，不引进、吸收外来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中国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只是这种改革必须立足于一定的原则，“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30而且，任何改革都应在政府的主导下循序渐进，操之过急引起动**可能适得其反，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