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由于社会基础、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因而使其理想只能是十足的政治浪漫主义。而且，他们的理想究竟如何实现，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只是凭借光绪皇帝的圣明与果敢，康有为曾经充满**地写道：“外侮迫矣，通商则不许，借款则阻挠，今虽欲变政，恐外人掣肘，况能从容待我十年教训乎？故非如彼得之举动奇绝，不能桓拨速成雷轰电掣也。皇上天赐勇智，鉴考今古，深观时变，遍察万国，远念帝舜、武丁、句践、太宗文皇帝之图迹，下鉴亡明、缅甸之覆辙，伏愿几暇垂览此书（指《俄主彼得变政记》），日置左右，彼得举动，日存圣意，摩积激动，震越于中，必有赫然发愤不能自已者，非必全摹其迹，而神武举动，绝出寻常，雷霆震声，皎日照耀，一鸣惊人，万物昭苏，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内，强邻改视易听，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以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举而陶冶之，岂可量哉？”35很显然，这里除盲目的乐观和一些假设性的前提外，康有为并没有对如何才能实现他的政治改革理想提出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方案。
假设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结论，事实上，光绪皇帝并不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圣明与果敢。因此，中国的未来与发展虽然迟早必将遵循康有为等人指出的道路，但在当时似乎条件尚不具备，中国最近期的发展尚需另外谋求一种变通的方案，既不可能也无法退回到旧有的轨道，也不可能沿着康有为的指点继续前进。
后来的事实也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仅仅闹腾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动**和社会心理的普遍不满，西太后只需举手之劳便将百日维新全案推翻，中国似乎又回复到旧有的轨道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