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廷最高统治层来说，胶州湾事件引发的外交危机固然令人心烦，但绝对没有让中国必须改变既定政策的充足理由。然而，那些来自底层的年轻知识分子不这样看，这些边缘的、底层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天生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恨不得利用一切理由、一切机会改变中国。
胶州湾事件尚未完全处理完毕时，来自广东的年轻知识分子康有为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建议书，以为甲午战后三年，列强咸以瓜分中国为目标，到处流传着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示意图，由此可见列强筹划之详明严密，绝无隐讳。根据康有为的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是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若成功，列强必群起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整个中国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有警，举国响应。胶州湾事件在康有为看来就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鉴于此，康有为在这份后来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呼吁朝廷师法日俄进行政治改革，逐步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66如果从政治发展脉络，这份文件标志着1898年“百日维新”政治改革的开始，当然稍后也有一些曲折。
可惜的是，到了这年秋天，由光绪帝主导的政治变革在一场素来被称为“戊戌政变”的突发事件中结束。康有为、梁启超等指责是以慈禧皇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镇压了维新派，而清廷在当时的处理决定中明白指责康有为等人纠集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是用武力解决和平变革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场武装政变。67
戊戌年间政治变革及其结局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只是经过这场突发事变的打击，发生两个最严重的后果。第一，光绪帝似乎因为对康有为这些年轻政治家失察而自责甚深，其少年时代就有的肾病似乎突然之间急剧恶化。第二，或许因为光绪帝身体出了问题，慈禧皇太后再次从幕后走上前台，出园训政。这虽说是他们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但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转折，大清王朝政治走向从此开始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68所谓“反动”当然是指反新政，凡是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似乎都值得拿出来重新讨论其价值。而新政基本价值取向是向西方学习，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时期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先前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选择从根本上就是错误，中国未来只能从自身传统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