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个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自动恢复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趁热打铁，再接再厉，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拳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拳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中国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拳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只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个体制根本转不动。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了，但是这个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践，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个好转又以义和拳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和义和拳。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中国政府能够觉悟能够反省，能够在义和拳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复杂了，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