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激励了那些中国民众，他们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莫名其妙地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108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6月9日一大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拳声势之所以一拨高过一拨，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甘军将领董福祥率部从南苑移防内城。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由对义和拳镇压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清廷的动向很快被各国公使获悉，各种传言如雪花一样飘来，有的说皇太后在会上表示要把外国人逐出京城，有的说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这些传言严重困扰着各国公使，为预防万一，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一直与中国方面保持良好沟通的俄国公使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向国内报告各国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许即将结束，未完事宜或许要转移至各国海军将领那里。言下之意，各国对于义和拳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