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的改革，不论是行政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疑都会有不能逾越的政治底线，他们的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修正旧体制，改变旧体制中不合乎社会需要的东西。但改革从来不意味着统治者从权力体系中自动退出，更不意味着满洲贵族、皇族放弃对大清国的所有权，保中国不大清始终是满洲贵族和皇族的心头之患，任何有可能伤害他们权力的改革，自然不会被接受。
我们后来者在总结清廷最终失败教训时，一般喜欢指责清廷在最后时刻不知让权不知权力共享，特别是满洲贵族、皇族到了最后时刻依然斤斤计较反复折腾。假设这些皇族、贵族在改革中不是加强对权力的控制而是逐渐减弱对权力的控制，君主立宪或许应该像九年规划或后来调整的五年规划那样顺利实现。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而且这个善良假设也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大清国就是这些皇族和贵族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而且，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既然立宪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么皇亲国戚皇族贵族，那么他们这些政治舞台上已经站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不能一如既往继续站下去？至少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是，在预备立宪几年过程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那些庶族出身尤其是汉大臣也确实毫不掩饰对权力分享的高度觊觎。1906年关于军机处存废等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满汉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庶族出身的汉大臣愈是表现出对权力的急切与渴望，愈使这些皇族贵族心里不踏实，愈觉得这些汉臣居心叵测，好像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阴谋。这种情形在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当然问题不大，皇太后几十年与汉大臣打交道的经验和光绪帝亲政以来的经历，使他们有办法让这些庶族出身的汉大臣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所以能够在1908年达成君主权力至上的改革共识，能够宣布那个后来引起争议而当时却获得大家一致认同的《钦定宪法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