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先躯者们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人预料到。然而由于革命党人一方面陷入了革命的误区，只认准了一条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而对其他各种选择方案均置于不容讨论之余地。另一方面，由于清廷自身的原因，处处被动，既无协调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更无法稳居社会生活与社会运动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清廷丧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于是便一次又一次地激起革命党人的反感和失望，中国只能沿着革命的道路义无反顾地前进。
应该承认，清廷的有利机会在它存在的最后几十年里并不算少。戊戌维新运动不必说了，即使在戊戌维新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清政府也有几次重大时机可以重振起来。比如1901年的新政，它虽然在开始的阶段由于戊戌政变的阴影无法唤起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清政府不断地加大改革力度和深度，至少到了1905年的时候，由于立宪运动的开展，国人的政治情绪实际已被调动起来，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完成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化，为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开辟一条通路。
善良的愿望当然无法代替残酷的现实。立宪运动或许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与希望，但毕竟由于诸种复杂的原因和机缘巧合而无法变为现实。从清政府一方面说，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他们对立宪的态度是那么的真诚与渴望，它和所有的政府一样，就其本质而言，面对权力的削弱与可能的制衡均会感到不快，至少统治阶层中的主要人物无法毫无私心。事情的真相或许如某些传统的说法那样：“以专制暴戾之西太后，于晚年训政之日，乃有采用立宪之意，此亦事之至奇者也。盖西太后当庚子之时，信用载漪，纵容拳匪，开衅列国，犯天下之不韪，当载漪势时，西太后、荣禄等，几为所制。辛丑回京以后，惩于权臣之专擅，首设会议政务处，集王公大臣以议要政。而其里面，则尤有一重要之关系，即大阿哥被黜，废立之谋未遂，恐光绪帝一旦亲政，故集其党羽，设此会议，使光绪虽出，亦仅能拥其名而不能握其权也。迨袁世凯等以君主立宪之说进，彼西太后者，当垂暮之年，岂犹为国利民福计，而为此立宪之预备耶？亦欲藉此限制君权之说，使光绪帝不能行权于其身后耳。故西太后之采用立宪，全出于私心。其假逐年筹备以为敷衍之计者，盖不欲于及身亲见之。司马昭之心，固路人之所知也。”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