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一份重要文件，也是清廷的关键性让步，极大缩小了君主的权力，扩大了议会和政府的实际权力。这个仓促出台的新文件虽说并不尽善尽美，但为有效化解南方政治危机重建和平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11月2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电袁世凯，表示朝廷已经发布立宪诏书，已经宣布不会秋后算账，追究党人，朝廷已有息事宁人的意思，不再视革命党人为政治异己、为大敌。在这种情形下，孙宝琦建议袁世凯对待南方适可而止，不能强攻。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孙宝琦建议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奋战，一方面迅速派遣得力人员往见黎元洪，面对面谈判，和平解决。对于黎元洪和南方党人的所有要求，能答应的就答应，一时不能答应的，也不要拒绝，许为代陈。如此诚心，一定会感化黎元洪和南方党人，一定能够尽早平息全国扰攘不宁的恐惧和危机。223
孙宝琦的建议其实就是袁世凯的想法。在孙宝琦发电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刘承恩抓紧再与黎元洪联系，刘承恩当即致信黎元洪，强调朝廷已经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大家的目的差不多都已达到了，还是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和平了结，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对于袁世凯的橄榄枝，黎元洪确实有意接受。这不仅因为黎元洪是被迫参加革命，而且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中国目前还根本走不到民主共和那一步。中国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在黎元洪等新军将领看来还是君宪主义，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建议并不反感，更不反对。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军人出身的黎元洪当然知道北洋军的实力，知道北洋军如果真的痛下杀手，湖北新军肯定不是它的对手。再加上清廷发布了十九信条，未来的政治架构已经大致描绘出来了，君主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不再拥有实质性权力，新的政治架构与革命党人的共和理想并没有多大差异，所以黎元洪发自内心对刘承恩的传话表示欢迎和理解，并不反对南北双方坐下来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