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的目标，对于英国人来说，就是扩大贸易，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以便让中英贸易，其实也是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尽早平衡；对于清政府来说，五口通商可以大幅度减弱广东在全国政治架构中的分量，以“众建”通商口岸，降低广东一口独大的地位和广东不可一世的社会风气。至少在那些参与谈判的中国大臣看来，五口通商不仅不会影响清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对于遏制吏治腐败，纯洁社会风气，均衡全国经济布局，促进整体发展，都会有出其不意的好处。
然而，这项对中英两国都有好处的事情却在广东遇到了障碍，广东人的反对出人意料地激烈。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与世界交往最多的肯定是广东人。他们与外部世界通商的历史至少有三百年以上。广东人较内地中国人更多地知道外国和外国人的真实情形，在很长时间与外国人相安无事，说说鸟语，挣点外汇，赚点沟通中外商业往来的中介费，生活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与内地相比，知道世界；与外国人相比，知道中国。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批非常独特的人群。
及至五口通商，广东在沟通中外方面的地位迅即衰落。新开放的四个通商口岸有两个在江浙，如果从地理区位来说，先前贸易份额比较大的江浙地区肯定不会舍近求远，离开熟门熟路，或许还有多种关系的江浙口岸继续转赴广东。至于整个华东、华北，甚至华中许多地方，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于是，上海在五口通商后迅速崛起，渐渐取代广东在全国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广东慢慢没落，生意越来越萧条。
面对此情此景，先前专吃中外商业中介这碗饭的人心中充满愤怒，他们觉得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不是被划出去的香港，也不是朝廷拿出来的那些银子，而是他们这些靠山吃山的人。他们当然不会理解中英谈判的主旨和意义，不理解中英贸易均衡的意义，不理解五口通商对中国未来的价值。他们所知道的非常简单，就是五口通商不仅使外国商人被无端分流到另外四口，而且使国内商人也因为五口通商不再来广东消费了。先前依附在十三行之下的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程度不同受到打击，滚滚财源就被这一纸文书而禁绝。他们不敢恨朝廷，但他们敢恨英国人。因此，等到《南京条约》达成，广东十三行生意明显萧条，原本最开通的广东人突然变成最激进的排外主义者，以为广东现在的不景气，都是这些洋人惹的祸。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