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学术界的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狭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因山东问题而引发的爱国热潮，以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长达十余年的新文化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的变化也相当复杂和明显。
但不论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使没有山东问题的引发，也迟早或以其他借口而爆发；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使因某种原因而推迟，但它迟早也会以某种其他形式而发生。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学术流变的内在规律在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世纪初中国人精神迷惘与探索的继续和发展。易言之，五四运动虽直接启导于山东问题，但其思想背景却是世纪初中国人的精神迷失与困惑。
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政府鉴于镇压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事的维新运动之后的停滞状况，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所带来的血的教训，又一次深切感到帝国统治的普遍危机。于是，清政府于1901年初当两宫尚在西安流亡之际便匆忙地宣布预约变法，以期以新政消弭国内人民的反抗，以变革的姿态来换取列强的重新信任。从后来新政的实际举措看，清政府虽然竭力贬低与排斥康梁的变法路线，但从思想本源来说，毕竟真正第一次认同了康梁的危机意识。
平心而论，清政府对待这次新政的态度是积极而真诚的，也确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改革措施，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订刑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兴办学堂、废除科举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谕妇女放足，等等。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清政府的这次新政终于失败，到了1905年，实际上已难以再继续进行下去。正如是年7月的一份上谕所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