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能否确立稳定的秩序，而秩序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使各利益集团在确认现代化共识的前提下进行有秩序的竞争；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以及全体社会公众，为了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整体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对政府的监督权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超越秩序，或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导与协调，使各利益集团及全体社会公众的行为也纳入秩序的轨道。简言之，为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任何行为的责任者和担当者，都必须在秩序之内进行活动，而不应凌驾于秩序之上。
当然，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秩序本身也是一种运动中的范畴。它既不可能凝固于某一点，同时，从实际运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它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平衡是根本目标，不平衡是为了重新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阶段，而不是社会成员的追求目标。
反观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之所以步履维艰，裹足不前，或收效甚微，除却无数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和机遇的丧失之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社会公众一直未能确立现代化根本目标下的秩序共识，遂使中国秩序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国秩序的失衡不始于五四，而是与中国现代化同时起步。早在19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酝酿之际，中国秩序的失衡即已显露征兆。早期洋务运动思想家和传统社会的改良主义者，困惑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观事实，便已试图从传统秩序的方面寻找内在原因。如果说龚自珍“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的说法307。依然是“药方之贩古时丹”308，企求发挥传统秩序的调节功能，挽救社会危机的话，那么，魏源提出的“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之长技之制夷”以及“款夷”的主张等，在客观上势必引发对旧秩序合理性的怀疑。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士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309这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旧有的社会秩序以合乎变化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