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民族中的青年学生对政治麻木不仁，对时事不事关心，那么这个民族不但难以实现现代化，恐怕也难以生存和延续。一个民族的真正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学生，因此怎样才能唤起青年学生的觉醒，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爱国心，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大事。
但是，从学生方面而言，优点和缺点共存，优势与劣势同在。热情、好动，无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奋发精神，这无疑都是值得永远保持的优良品质。不过，正是有了这种特出的优势，也必须坦率地承认，往往容易被那些怀有某些特殊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因此，青年学生在保持发扬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时时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自身，明确自己的真正责任与历史使命，在保持高度爱国热情的前提下，确立一种现代的秩序意识。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即使是在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权利和尊严的斗争中也应具有一定的秩序。而且，由于学生自身的散漫性和冲动性特征，因而，虽然容易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往往许多后来的行为就不是学生领袖或社会权威人士所能左右得了的，更不要说令行禁止了。所以，学生的爱国热情如果不能在理性和秩序中得到节制，最后吃亏的依然只能是学生自己。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学生的爱国**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无疑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如果仅从总结学生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立场来反思，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后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学生的最初愿望，甚至有许多方面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要求。据五四运动亲历者和组织者许德珩的回忆：“四月底，巴黎和会决定了要把德国强占我们的山东‘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五月一日，我们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个学生代表，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昂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三日晚上的会，北大全体学生都到了，各学校也到了许多代表，礼堂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这算是北京全体学生大团结的一个会议。会开到很紧急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