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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心态能否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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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他们虽然生在当今世界,但其致思方式和价值取向与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并无根本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名称,但最通行的则为“儒生”“士”或“士大夫”。儒生的涵盖面较狭,而士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涵义和性格。士的最初涵义,或许如许慎《说文解字》所阐释的那样:“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段玉裁注引申发挥为:“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义》也说:“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很显然,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是指那些“知数知书”,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服务于某一利益集团或阶级的人,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古希腊社会中的平民阶级,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也不必为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犯愁。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许多良好的传统,他们甘于清贫,“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生命境界。但在政治上,在人格上,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人格理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知识分子一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而中国知识分子轻视专业知识,最看重的是“修齐治平”的学问。他们强调以经世致用的精神从事学术工作,总以为自己所事之学系天下之安危、社会之消长,故往往借学术攻击政治,攻击现实。这在一定范围内或许可行,一旦超过这个范围,则势必导致统治者的镇压,形成新的黑暗时期,使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处在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中,而不见明显的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