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启蒙心态的民主与科学不可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它的假定性前提甚为明显，那就是举世皆醉我独醒。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普渡众生，解救人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则不然。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不具有少数人所拥有的知识，但他们无疑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而且他们也必然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五四启蒙运动所遭遇的反击，与其说来自旧营垒中的少数知识分子，不如说来自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人的习惯势力的反抗。
马克思在分析民主政治得以发生发展的社会原因时，明确强调民主政治是与商品经济相伴而来，在商品经济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小农经济处在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之中且承受着后者的超经济强制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往根本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商品经济则不然。所谓商品交换纯粹是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等价交换，民主政治所包含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有可能成为现实。345换言之，在商品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
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泊来品。虽然“民主”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得很早，二千多年前的《尚书》《左传》等书中就有所谓“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等，然其内涵不仅没有西方近代“民主”的意味，346而且刚好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含义相反，不是强调自由、平等的原则的人民作主，而是意味着旷地老子为民之主。
为民之主的观念今日看来甚不合现代社会，但在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自有其发生发展和长期存在的内在依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作出过积极贡献。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在民族危难日甚一日的时候，开始反省中国旧有的传统和体制。在与西方政体进行比较的时候，猛然发现“君民不隔不如夷”，347并使中国人逐渐确立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应借鉴西方政体中更合乎人道的民主政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