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洋务三十年还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为什么在1860年中国走向洋务新政的第一步，就来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在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阶层中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在这之前，它是一种没有自由表达形态的官僚体制，那么对于其中的官僚阶层，就不断训练他们，不断传递本身制度优越的观点，不断讲“我是世界最好的”。这种传递会导致一个实际后果，久而久之，无论传递的人还是接收的人，大家都信以为真。当领导者想向前走的时候，阻力就主要来源于体制内。怎么来劝那些反对向前走的人？“中体西用”在这里就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仅仅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才是它的本意。
而这当然是有效的，因此在1860年之后，中国在洋务路上学习了很多西方的技术层面和科学层面的东西，压制体制性的变动。这种压制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而且是恶性互动。为什么我的增长这么快？因为我是坚持中国的体制、模式，才可以发展快。为什么日本发展慢？效率低？因为它全盘西化了。这种论证使许多不明真相的、并不是专业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越思考越觉得有道理，而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困境。实际上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经过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真正粉碎它也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突然发现这不对。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提出，文明是一个整体，当我们学习西方的时候，必须从别人的根上学习才可以。严复的这种看法，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陈独秀理解得更清楚、明白。陈独秀和胡适强调只有让文明充分地自由竞争，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实现优胜劣汰。这就会有主观的选择，哪些东西学还是不学。洋务运动三十年，可能在文明方面最失败。使中国的文明形态在这三十年当中，在文明的根本点上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没有随着经济的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关于这一点，当然我们也相信会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这确实是三十年洋务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