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楼上住的是一家子的医生。
这个繁华的大城市里，有人有钱，有人没钱，可是不可能没有人没病，换句话说，每个人在病痛面前是平等的，只是等级不同而已。
楼上那口子，说起名字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提起头衔和事迹，基本人尽皆知，老中年们都是东华医院的——这个医院我们这里最大的，床位最多的，三级甲等、全国百佳医院，同时也是收费最高的，地段最好的医院。
他是中科院的院士，肝胆外科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她是妇产科主任，王淑贞的徒弟。
奇怪的是他们两个都没孩子，不孕不育的几率基本可以排除，那个年代想做丁克族还是需要承受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的，可是他们做到了。
我三岁时候，通过我爷爷认了他们干爸干妈，老来得女的他们很高兴，把那种塑料的针筒，注射液，青霉素送给我做启蒙教学用品，结果我家的布娃娃上，都被我灌注了三个单位的青霉素，后来因为发酵青霉素的怪味，布娃娃通通被扔掉了，于是我追求医学的脚步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当年我高考时候，干爸干妈给我列出了一系列的医科大学，因为我提前录取，所以我把这些资料送给我们班上那些狂热的医学分子，后来那些人把头盖骨当面具，把尾骨当作钥匙链，上组织胚胎学拍了一张又一张器官的细胞图片，到了临床实习时候终于没什么动静了，回来就抱着我大哭，说是我是害他们的罪魁祸首，让我对他们负责。
综上所述，我干爸干妈是那种很牛的，很善良的，但是经常好心做错事的那种。
从小，我就对医院和医生有种害怕和亲近同时并存的感觉，不过所幸的是我的身体心理状态一向都好，即使在德国过的四年时间，我还是没有患上除了感冒发烧之外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