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找老板，他最近对超现实主义特别热衷，搞了好几幅这样的画作放在办公室里，不是达利瘫软的时钟，就是毕加索乱七八糟的眼睛。看得我觉得很诡异，但是又不能说不好。
他让我翻译米罗给乔治?拉亚尔的信，然后提出送我一幅超现实主义画的复制品，可是我总是觉得实在不符合我的审美观，权衡之下我搬了一幅梵高的向日葵回去。我一点都没觉得这向日葵好看，甚至有些讨厌。因为张扬而神经质的梵高，已经屡屡摧残我的神经。不讨喜的向日葵，因为是卑微的向日葵。
说到我的老板，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去年他跟我们一起合译了多丽丝?莱辛的好几部作品。他那时候就笃定地说，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很有可能是这个老太太。他说，再迟，人都挂了，给荣誉也无福消受了。我译的她的短篇《无魔法可售》（No Witchcraft for Sale）和《温柔的蝗虫》（A Mild Attack of Locusts），最后跟我师姐师兄译的其他的一些短篇都集结成书出版了。后来果真是这个老太太得奖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老板应该去押研究生英语考试题目。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她在中国一下子成名了，然后我们的书就连夜加印。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于是我就傻乎乎地拿着那幅画出了院办，没走几步远就听到我师兄喊我，我这个师兄也是奇人一个，是个很牛的炒股票的散户。老板的老婆炒股票，买基金，于是我师兄每星期都要到老板家吃饭、谈心。
有一次我问他：“你都赚那么多钱了，干吗还要过来念研究生？”
他很干脆地回答：“我怕哪天大盘崩了，我奔驰进去裸奔出来，有了硕士文凭，起码我还可以去大专当个英语老师，不至于没饭吃。”
我当时就很敬仰了，连后路都想好了，怪不得这么勇往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