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了，约我以课文作者的身份谈点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中小学教育就是要教学生怎么做人，而教材就是改变人生的杠杆，是奠定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记得我小学六年级时，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语文书，里面有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卖炭翁》，抒情、叙事都很迷人，特别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读到里面的句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汉字竟能这样的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触动了一个开关，我就迷上了文学，确定了一生事业的走向，而且决定了我源于古典文学的文章风格。
我高中时又遇到一位名师叫李光英，他对语文教材的诠释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至今我还记得他讲《五人墓碑记》时扼腕而悲的神情，和讲杜甫《客至》诗时的喜不自禁，随手在黑板上几笔就勾出一幅客至图。他在讲韩愈文章时说的一句话，我终生难忘。他说：“韩愈每为文时，必先读一段《史记》里的文字，为的是借一口司马迁的气。”后来在我的作品中，随时都能找见当年中学课堂上学过的教材的影子，都有这种借气的感觉。
好的教材无论是给教者还是学者都能留出研究和发挥的空间，都有一种无穷的示范力。我对课文里的许多篇章都能熟背，直到上大学时还在背课文，包括一些数千字的现代散文，如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些理解并记住了的文字影响了我的一生。近几十年来，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选语文教材，与不少学生、教师及家长常有来往，这让我更深地感觉到教材是怎样影响着学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入选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晋祠》，一九八二年选入初三课本。当时我是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种名为《图苑》的杂志，报社就代他们向我约稿，后来杂志中途下马，这稿子就留下，在四月十二日的《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当年就入选课本，算是阴差阳错。那年我三十六岁，这在“文革”十年内乱之后青黄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轻人了，我很有点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