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一个神话：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已高达40%以上。
这种说法，不止见于通俗历史读物，也见于学术著作。某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便如此说道：“江户末期男子的识字率是40%—50%、女子是15%。武士及农村的村长之类的干部几乎100%识字，城市商人识字率也达到80%以上”。作者还给这段话标注了两个注释，显示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流传已久。
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则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且认为比同期的欧洲（法国）还要高：“江户幕府末期，日本民众的识字率高达60%—70%，而彼时的欧洲只有20%—60%，法国则不到10%”。
这个神话，常被用来比较中国的清末新政与日本的明治维新。
许多人依据这些数据，得出结论：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远高于中国。再将这个结论，与清末新政的失败、明治维新的成功相结合，推导出一种认知：晚清中国的“国民性”不足，国民程度太差，是新政无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清末新政的不成功，导致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在近代大不相同。
国运，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当然是有关系的。但“明治维新前夕，日本民众的识字率远高于中国”之说，却并非史实，而是一个统计上的陷阱。
中文知识界之所以会流传这个神话，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日本学者也说过相似的话。比如，北冈伸一在《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中这样写道：
在江户初期，识字对武士来说，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在江户后半期，不识字的武士就是例外了。据说识字者的比例，即识字率（literacy）在幕府末期的成年男子中为40%—60%；成年女子为10%—20%。这在传统社会是惊人的高水准，即使在现在，在此水准以下的国家也为数不少。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各种效果，其一就是文书行政成为可能。一旦识字率超过10%，通过文书复杂有效地传递内容，就成为可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