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描述唐代“开元盛世”时，通常会从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昌盛、民族和睦、中外交流等方面举证，很少有人关注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状况。
和多数人想象中的安居乐业不同，玄宗时代的唐朝百姓，常常被迫逃亡。
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农民将朝廷分给的田地抛弃或卖掉，逃到地主庄园或寺观中，充当佃农。玄宗即位后，情况更加严重，他在开元九年（721年）的“禁逃亡诏”中承认，“四海清宴，百年于兹，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①
导致百姓逃亡的原因，除天灾外，主要是兵役、徭役沉重。
在府兵制下，符合标准的人，从20岁—60岁，每年要服役120天。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唐朝不断对外用兵，出现“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的情况。玄宗亦好大喜功，他在位期间，边防军数量最多曾达60余万。唐朝的徭役包括军需役、漕运役、土木工程役、地方杂役等。仅以土木工程役来说，玄宗多次扩建兴庆宫、华清宫，新建“花萼相辉楼”等，都要常年征召劳役。
百姓服兵役、徭役期间，不仅不能从事农业生产，还要倒贴路费，很多人因之生活困顿乃至倾家**产。两害相权取其轻，民众往往选择从国家户籍中逃亡，自愿没入大地主家做佃农——虽然做佃农每年缴纳的粮食要比国家正税多出不少。②
唐玄宗对增加朝廷、内库收入兴致浓厚，重用了一批善于搜刮财富的“聚敛之臣”，如杨崇礼、杨慎矜、王鉷、宇文融等。
史书记载：杨崇礼、杨慎矜父子对各地上缴的绢布考察极严，发现些许污渍、破损，即要求地方补缴；王鉷利用边关将领瞒报士兵死亡人数的漏洞，继续按照原有户籍，向阵亡者家属追缴税收，以至“天下之人苦而无告”。据统计，依仗非法的加税手段，玄宗的个人内库，可得“岁贡额外钱百亿万”。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