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2日，山东滕县城隍庙住持杨老道，头戴大红帽，身穿黄马褂，率大批红枪会众，包围了滕县县城。会众在城外鼓噪，要求滕县地方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三项要求。除重建城隍庙与神像、恢复红顶花翎两项与会道门利益相关者外，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放任妇女缠足。” ①
缠足问题成了一场民变的核心诉求之一，可见1929年的滕县民众，对国民政府推行的“禁止妇女缠足运动”，是多么深恶痛绝——此类问题并非个案，据《成都国民日报》的报道，1932年，四川派了“放足检察员”下乡检查，结果这些人到了基层，“激起全村公愤，各家壮丁咸摩拳擦掌，准备缚而杀之” ②。
禁止女性缠足，本该是一项善政。何以办事人员到了基层，却得了一个人人怨恨、人人喊打的结果？
一、缠足背后的经济算计
缠足是中国历史上流行甚久、久禁不绝的一种陋习。它大约始于元代——元代晚期才出现“三寸金莲”式的缠足之法，此前那些被视为缠足的相关资料，实不过是以布袜修饰脚型，使其显出一种长而窄之美，而非阻止脚的发育——盛行于明清。
康熙三年，礼部曾奉命制定过禁止缠足的法律，对缠足者之家长施以重刑。但因执行难度过大，该禁令不久即被废止。此后，政府长期对缠足之风持不加干涉的立场，直至清末知识分子发起不缠足运动。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均致力于从政策上禁绝缠足。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缠足的出现，有文化、制度方面的诸多因素。比如有闲阶层“以纤弓为妙”，带动了妓女与上层贵族妇女刻意整塑自己的脚型，使元末人陶宗仪生出“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的感慨（这种整塑与后来的裹脚仍有区别）。再如父为子（女）纲、夫为妻纲的权力架构，使得女性很容易在家庭投资中沦为物化最严重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