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到西汉，荀子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东汉时候还被称为“亚圣”。唐代以后，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仅比不上孟子，甚至连杨雄都不如。到了宋代，新生代大儒们开口仁义礼智信、闭口三纲五常，更不能容忍性恶论。就算是苏东坡，在其他方面与四川盆地之外的理学家不相为谋，但在对待荀子这个问题上，却还是难得地步调一致，把李斯的“功劳”全算到荀子头上，为荀子被归入“异端”敲下了最后一颗盖棺定论的大铁钉。
李宗吾是学四书五经长大的，对那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了若指掌，很是为荀子鸣不平：就如同所有的大夫都是为了给人治病，提出性恶论原本也是为了改良人性，偏偏这世上的人讳疾忌医，荀子不过是指出了病人的顽疾所在，带了几个徒弟给病人针灸了一下，就有人跳出来说他破坏了行规。
李宗吾这样想，很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因为他和荀子一样，也是叫人把衣服脱了，赤条条地接受针灸。这种两千多年来独有的一针见血的医法，让李宗吾成为了李厚黑，继而又成了李疯子。
朋友见他满桌堆的都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的书，诧异地问道：“你怎么看这类书？”
李宗吾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发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讲厚黑的李宗吾打算与讲仁义的孔子和好，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折中的好法子，那就是“厚黑为里，仁义为表”。也就是说，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里头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这样一来，李宗吾的信徒就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就是李宗吾的信徒，若干年后，说不定还会有人出来作一篇《仲尼宗吾合传》，里面写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