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7月25日上午11点左右，一位羞涩而带着孩子气的中国贵族在香港登陆。他身着华袍，头戴最高品秩的红色顶戴花翎。在码头，一群英国官员代表当地政府迎接他及其随从的到来，我就是其中之一。路旁挤满了好奇而腼腆的中国人。护卫队拦住围观的人群，以示恭敬。四名红衣轿夫迅速将他抬离岸边。15分钟后，轿子停靠在总督府前门，在那里，他受到了英国直辖殖民地总督的迎接。
这位高贵的来访者，是当时中国皇帝的弟弟醇亲王殿下[1]。东道主则是英王爱德华七世驻香港代表亨利·布莱克爵士阁下。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然而，港英当局按照醇亲王的意愿，取消了大多数的礼仪。当他乘坐德国舰船“巴伐利亚号”驶入港口时，没有英军向他敬礼，也没有岸炮齐鸣欢迎，他上岸时，也没有仪仗队迎接他。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耻辱的任务。在任务尚未完成前，作为一位中国皇室贵族，他不愿接受任何礼遇。在醇亲王踏上香港土地的1年零35天前，一位德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的大街上被一名“拳匪徒”杀害。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遭到枪杀，震惊世界。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围攻使馆区”悲剧事件拉开序幕。
如今，按照获胜联军强加给清廷的屈辱和平条件之一，朝廷必须派一位亲王亲赴德国，代表大清国天子屈尊向德国皇帝悔过谢罪。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眼里，德国皇帝说得好听不过是一个藩属国王，说得不好听就是蛮夷首领罢了。
我当时做了一些记录（目前该文件存档于唐宁街），其中写道：“按照中国朝廷的惯例，尽管醇亲王不能成为皇位继承人，但他的儿子却有机会继大统，成为大清皇帝。因此，这无疑会使醇亲王本人对中国政局的未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