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深夜，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的佣人们都很紧张。紫禁城里发生的惨事，他们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谣传，而我又很多天没有回家，他们便更加惊慌失措了。他们告诉我，警察和侦探全天严密监视着我的宅子，还把所有来拜访的中国人挡在了门外。后来我才知道，其中有位客人是我的朋友，名叫傅泾波，是来安慰我的。他一度非常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并一再提醒我随时可能坠入的险境。
如果这种危险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很可能会在政变前的几个星期显现。现在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已是既成事实，曾被认为会阻碍政变的外籍帝师，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因此取消其资格的主要原因已不复存在。但很快就有证据表明，我为皇帝寻求外交干预，却招致了人们的憎恨。6日早晨，我的车被拦在了醇亲王府的大门口，我得知自己被严禁入内。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都没有见到皇帝。
起初，除我之外的所有人也被禁止出入北府。6日和7日两天，除了王爷的几位家庭成员，其他人一概不许出入北府。之后，我的中国同事可以进出，郑孝胥和绍英也获准了，但针对我的禁令却始终没有放开。我的抗议只导致了一个结果：禁令限制的人员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外国人。
政变的主谋认为，他们本想说服全世界相信他们在紫禁城采取的行动不涉及武力或恐吓，但我让他们的这一希望破灭了，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希望世人相信皇帝没有受到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胁迫，是自愿离开紫禁城的，并为自己获得的自由而感到高兴，他们不择手段地买通中外媒体，试图通过他们向世人传达这种假象。他们不仅希望说服中外民众接受这种解释，还要对皇室及其追随者进行恐吓，让他们三缄其口。
结果，三位欧洲公使向“外交总长”王正延发出抗议和警告，致使这一精妙的计划遭到挫败。要说服中国政府相信冯玉祥的行动是出于对“紫禁城囚徒”的善意关注，或者是“囚徒”自己欢迎冯玉祥的士兵解放自己，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相信这个版本的人是冯的一些传教士朋友，他们视冯为英雄，为维护其名声，极其不愿相信冯会违背基督教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