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团茶，尤其是在宋代熙宁年间用于茶马互易的团茶，“皆以粗茶”。为了运输的方便，多采用竹篾包装，并经舂压紧实，箬裹囊封后的蒸青团茶，在长期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其含水率基本会在10%以上。经自然氧化、湿热发酵等交互作用，无意间便诞生了四川乌茶。随着乌茶的传播，以及边疆地区对自然发酵茶的良好反馈，深刻影响了黑茶类的发展，乃至普洱茶的自然形成。
普茶一词，首次出现在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谢肇淛的《滇略》中：“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从明末谢肇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普茶虽已是蒸压成团的紧茶，但制作工艺粗糙，青气重，茶并不好喝。此“普茶”是否是普洱茶？似乎难以定论。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写道：“普雨茶，蒸之成团，狗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到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元江知府章履成编纂的《元江府志》记载：“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此处的普洱茶，即是指茶名，又是指地理名称。然后《元江府志》又说：“元山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俱产普茶。”此处的“普茶”，的确是普洱茶无疑了。结合《元江府志》的“普茶”，我们把谢肇淛的“普茶”理解为普洱茶，似乎也不能算错。而方以智记载的卖到西番去的“普雨茶”，基本可以确定就是普洱茶。出身名门世族的方以智，可能因为少数民族方言的缘故，便把普洱的读音记为“普雨”了。乾隆年间，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引用方以智的该段文献时，对此作了注解：“普雨，即普洱也。”
民国初，柴萼的《梵天庐丛录》写到普洱茶时，可谓妙语连珠，他说：“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柴萼对普洱茶的认知，可能受到了《元江府志》的影响，也可能是喝到了与医学大家赵学敏不同制法的普洱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写道：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泻。”清代咸丰年间，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认为：“普洱产者，味重力竣，善吐风痰，消肉食，凡暑秽痧气腹痛，霍乱痢疾等症初起，饮之辄愈。”赵学敏、王士雄二人都是清代著名的医学大家，为什么一直认为普洱茶味苦性寒，而民国初年的文人柴萼认为普洱茶性温呢？要想解决这个疑问，就有必要认真梳理一下民国前后的普洱茶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