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人生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情义”“仁”与“人情”的准则之中。在他们眼里，“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被划分为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领域”“孝的领域”“情义的领域”“仁的领域”“人情的领域”以及其他许多领域所组成。每个领域都有其特有的详细规则，人们评价他人不是从他的整个人格来判断的，而只是说他们“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批评某人“不正经”，而是直接指出他在哪个领域没做好。他们不说某人自私或刻薄，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领域违反了哪些规则。没有什么规则是绝对地百试不爽的。被认可的行为都是和该行为所处领域相联系的。一个人在“尽孝”是一种行为准则；他在“尽情义”或者在“仁领域”里又是另一种方式，西方人就是这么看的。甚至每个“领域”的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情况对行动作各种调整。对主君尽“情义”是要求绝对的忠诚，但一旦主君侮辱其家臣，家臣就可以合理地反叛。又如1945年8月，“忠”要求日本人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人。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改变了对“忠”的要求之后，日本人立刻态度逆转，表示愿意与外来者合作。
这让西方人感觉很困惑。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按照本性”行动的。我们区分好人和坏人，是看他们是忠诚还是背叛，是合作还是顽固。我们把人加以分类，是期望他们的行动能前后一致。不管他们慷慨大方，还是小气吝啬；乐于助人，还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两者必居其一。我们期待人们坚定一种政治信仰并反对相对的政治信仰。在我们的欧洲战争经验中，有合作者，也有抵抗者，我们推测欧战胜利后合作者不会改变立场，结果我们对了。在美国的国内政治论争中，我们承认有诸如新政的“拥护派”和“反对派”这样的不同派别，并判定当新的形势出现时，这两个派别还会继续按各派特有的方式行动。如果有人改变立场，比如非天主教徒转为天主教徒，或者激进派转为保守派，这种变化是必须要被称为“转向”的，并且必须对应形成新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