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方文明在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已经抹掉了自古以来的思想训练的一切痕迹呢？
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如此迅速地死亡，那是可悲的。这样轻易地屈服于外部影响的，就是可怜的灵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是坚固的，就像“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朋先生在他那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的近作中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每个民族特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日复一日，即使历经几个世纪的水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部的棱角罢了。”这是很激烈的言辞。然而，如果说各民族独有遗产均构成与性格的长处和短处，这话就非常值得人深思了。不过，这种概括性理论，早在勒朋开始写这本书的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而且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推翻了。当研究武士道所培育的各种美德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进行比较并举例说明，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性格特性是武士道的独有遗产。道德的各个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合成体被爱默生叫作“所有伟大的力量作为要素参与进来的综合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位康科德的哲学家并不像勒朋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而是把它叫作“联合各个国家的最强力的人，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就会立刻被分辨出来”。
武士道所留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武士身上的印记，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说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却是毋庸置疑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量，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戛然而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非常广泛。试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么“每个人的血管中至少流淌着2000万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他们的血管中流着古老的血液，这样，正像他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