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能对他们以实相告，因为这样做，只能会失去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话，患者将会要求我们这些他曾经信任的人要为他着想（这当然是正当的要求）。作为分析者，凡是知道患者家庭分裂内幕的，都会对患者的亲属不愿患者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感到惊讶。如果神经症来自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的那些健康人就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患者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既然丈夫认为妻子在接受治疗时会暴露自己的罪恶，那么就难怪他对这种治疗不感兴趣，丈夫的这种外在的抵抗和患者妻子的内在抵抗相叠加，使我们治疗的努力遭到失败和中断，我们对此自然不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从事一件那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
我不想报告大量的病例，在此，我只给你们讲其中的一个。出于医疗职业道德的考虑，在这个病例中，我不得不逆来顺受。多年来，我对一位少女进行分析治疗，她由于焦虑的缘故，有时不敢上街或独自待在家中。这位患者后来承认她曾偶然地看到母亲和她家的一位好朋友发生性关系。
但她很不老练地（或很敏感地）将分析时的情况向她母亲进行了暗示，她向母亲表示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1）改变自己对母亲的行为；（2）坚持除了母亲外没有人能使她摆脱独处的焦虑；（3）当母亲要外出时，她焦急地锁上门。她母亲本人过去曾患过神经症，但几年前已在本疗养院治愈了。或者进一步讲，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男子，之后二人过从甚密，并使她得到充分的满足。女儿的强烈的要求引起她的注意，并且她突然明白了女儿的焦虑的意义：女儿使自己患病是想将母亲软禁起来，并剥夺她和其情人的联系所需要的来往自由。母亲迅速地下决心，并结束这一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个神经病疗养院，并且多年来一直用来证明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可怜的牺牲品”。我也因此为人所诋毁，要为这个不幸的治疗结局承担责任。我之所以不作声，是因为我为职业道德所束缚。很久以后，我从我的一位同事（他曾访问过这个疗养院并看到过这个患恐惧症的少女）那里得知，这位少女的母亲和那位家庭的好朋友的深交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对此事可能已默许，这样，正是这个“秘密”使这个治疗成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