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凯蒂：
今天早晨我问自己，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时候很像一头母牛，总是要把那些过了时的新闻嚼了又嚼，直到没有滋味地大声打着哈欠，默默希望安妮偶尔也能挖掘点儿新东西出来给你提神。
怎么说呢，我知道你有时候会觉得很乏味。但你也设法替我想想，每当那些老母牛又不得不被拉出水沟的时候，我自己有多厌烦。要是在饭桌上谈的不是政治或美食，那妈妈或凡·达恩太太一定会抖搂出她们年轻时的经历，从两位前家庭主妇口里蹦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送奶工、售货员和屠夫早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长胡子了，他们不是被夸上天就是被贬低到撕成碎片。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就听了好多遍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或者就是杜塞尔医生来重复念叨他妻子丰富的收藏、漂亮的赛马、漏水的赛艇，还有什么四岁就会游泳的儿子们。一番喧嚷过后，结果总是这样的：要是我们八个人中还会有谁张嘴，其他的七个人就能帮他把要说的话讲完！我们全都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每个笑话的**，最后只有讲笑话的人自己笑自己的风趣了。
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是当库菲尔斯、亨克或梅普在场的时候，这些大人们仍然像平时那样没完没了地将他们那些琐碎的故事加上些花哨的外表和装饰反复来说。有时我只有在桌子底下掐自己的胳膊才能忍住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像安妮这样的小鬼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可能比大人懂得多呀，但他们犯了多少荒唐的错误啊，他们那些不着边际的想象又跑得多远啊。
我们最喜欢听库菲尔斯先生和亨克先生谈论躲起来的人们和一切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他们很懂我们的心思，知道只要是跟其他躲起来的人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我们特别感兴趣，每当这时，我们总会引起共鸣，在内心深处与那些被抓走的人们同苦难，与那些被解救的人们共欢乐。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习惯躲起来或者地下这类说法了，就像从前的日子里习惯爸爸搁在炉火前烘烤的卧室拖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