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中国，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皇帝”一词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直到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皇帝”才正式退出历史，从此只留在竹书、丝绸、石刻之上。
自商、周到秦的一千四百年里，华夏民族自占有关中沃土开始，便转变成为防御内向型的帝国模式，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度开始了重内轻外的格局，这是农耕文明发展的最终选择。为了保证内部的安宁，有条不紊地生产发展，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使帝国维稳下去，一代代统治者煞费苦心筹划出一套接一套的理国方案，以图子子孙孙，万世长存，恒享天下。
然则归纳起来，帝国体制的核心是皇权，皇权的掌控无非两条：控制和维持。控制臣民和局势，维持秩序和现状。
中国的君主在秦建立的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制的基本模型上，增删修改，形成了不少新制度。这些制度的目的仍旧是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也就是皇权。所以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常常改弦更张，废止某条，又强加某条，这就导致制度失去权威性。而皇帝又喜欢按自己的性情执政，当制度出台之后，并不能有效地行使，为了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转，就得靠人上场进行手工操作。在此基础上，帝王之术就转变成了驭人之术，在“人治”模式下，皇权衍生出了权谋和权术，来最大程度地驾驭和限制臣民。
虽然君主强制要求天子之民、天下之臣都必须忠诚于“姓氏王朝”，不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朝廷中出现的权权相争，就是君主为了维护皇权而处心积虑造成的。皇帝的危机感是天生的，他们不是忧国忧家忧社稷，而是忧皇权是否稳当。皇帝不允许一派独大，所以他要想方设法磨平这凸起的尖锐。但是君主又要倡导儒家思想，仁义治国，所以自己不方便出手，便借托他人之手，赋予这些人权力，鼓动他们针锋相对，好使其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