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对茶饮做出的总结，几乎是一锤定音，不再像从前的著述者那样，拖泥带水，药食难分。
唐代的采茶标准，不会追求太精太嫩，至少为一芽一叶。隋代陆法言《广韵》记载：“荼，春藏叶，可以为饮。”唐代孟诜《食疗本草》有：“茗叶利大肠。”陈藏器《本草拾遗》云：“荼是嫩茗叶。”从隋代陆法言到唐代的孟诜、陈藏器，他们对那个时代茶叶的记载，都是茶树的嫩叶，并没有提到茶芽。而翻阅陆羽的《茶经》，则写道：“至嫩者，蒸罢热捣，叶烂而芽笋存焉。”也就是说，茶的发展到了陆羽时代，茶的采摘逐渐趋于精细化，采得至嫩的已经包含芽尖了。
宋代以降，茶青渐渐越采越嫩。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颇为自负，洋洋自得，其中写道：“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枪一旗为拣芽，一枪二旗为次之，余斯为下。”不仅采择之精，而且制作之工，在制茶历史上也算登峰造极了。关于绿茶的加工制作，据蔡襄《茶录》记载：焙茶，“用火常如人体温温，以御湿润。若火多，则茶焦不可食。”对于煎、点使用的绿茶，宋代对焙火干燥的认知，比唐代的“侯炮出培塿，状虾蟆背”，要理性和进步多了。
茶发展到宋代，已很少作为单味药使用了。宋徽宗受唐代裴汶的影响，把《茶述》的“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准确概括出了中国传统茶道的本质，把茶饮推到了更高雅的精神层面。他在《大观茶论》写道：“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静为茶性，清为茶韵，和乃茶魂。宋徽宗对茶饮做出的总结，几乎是一锤定音，不再像从前的著述者那样，拖泥带水，药食难分。这一次，他把茶的药用属性，干净利落地从食饮中彻底剔除，使茶饮清雅高洁的本来面目和内蕴的精神力量，开始显现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