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青子离开了，沈从文和张兆和却再也无法回到最初。时代的洪流将他们彻底隔开，并让他们情感上的裂痕再也无法愈合。
张兆和紧跟时代的步伐，穿上列宁装，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热情饱满；沈从文却不愿接受时代的改变，执意要留在原地。于是，那些一度将他推上文学巅峰的作品，被批判为“桃红色文艺”。他索性搁笔，再也不钟情于文字，只埋头故纸堆，搞学术研究。而张兆和则成为《人民文学》的编辑。
关于他的搁笔，她始终无法理解。张兆和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却并不知道在放弃写作之前，他已经构思了好几部小说。写作对于沈从文而言，是一种执念，那是他最纯粹的快乐，希望她能分享，可惜她终究还是没能懂得他的快乐所在。
沈从文陷入了最痛苦的岁月，被学生贴大字报，被发配去扫女厕所。孤立无援的他，被抑郁症侵袭，住进精神病院。张兆和却说：“那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
抑郁症令他对人生绝望，曾两度自杀。先是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被发现后，又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刀片割断手腕动脉和颈部血管，并喝了煤油。
幸好，他两次都被人救下，精神亦渐渐平复。
经过这几番折腾，张兆和更加不愿和他拉近距离。有几年，她和沈从文分开住。每天晚上，沈从文来她这里吃晚饭，之后带着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离开。即便是一顿晚饭的短暂相处，张兆和还是觉得尴尬。
不过，张兆和还是时常收到沈从文的信，信中的内容，仿佛自言自语：“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
可惜，她没能读懂他的心酸。
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二姐张允和来看他。他的房间很乱，没有下脚的地方。张允和就站在沈从文面前，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带温柔的羞涩，之后竟然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伤心又快乐，像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