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去青岛大学当教授，便从青岛写来情书；张兆和毕业搬回苏州老家，情书便寄到苏州。
1932年，在巴金的指点下，沈从文带了很多西方名著，特意从青岛跑去苏州看张兆和。不巧的是，张兆和出去了。他很失望，以为张兆和是故意在躲他。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接待了他，对他印象不错。张家人都很喜欢沈从文，尤其是张兆和的弟弟们，觉得他讲故事讲得太好了。于是，二姐极力劝说张兆和去旅馆看他。
连续收到四年的情书，纵然是一块坚冰，也已经慢慢融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柔和了许多。黄昏时他们走在九如巷，没有言语，却美得好似一幅画。
沈从文终究还是没能让张兆和点头，他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临别时，沈从文请张允和帮忙向父亲提亲，言辞恳切：“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儿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父的答复是：“儿女婚事，他们自理。”这便是应允了。张允和立即发去电报，只有一个字：“允。”一语双关，既代表父亲应允了婚事，也代表发电报人的名字。张兆和却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偷偷又发了电报给他：“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表面上看，她情感的天平已倾斜向他。可是，由感动支撑起的婚姻，似乎与爱情无关。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了十分简朴的婚礼。他希望这个日子象征长长久久，可用一个人的爱承担两个人的婚姻，就算长久，真的是幸福吗？
她在家中行三，他亲昵地称她“三三”，她便唤他“二哥”。婚后不久，沈从文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回湘西老家。人在湘西，一封封热烈的情书从未间断：
“三三，我的心不安定，故想照我预定计划把信写得好些也办不到。若是我们两个人同在这样一只小船上，我一定可以作许多好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