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学士回到杭州，查点刑狱，收拾公文，日子越过越忙了。
这些年朝廷急于敛财，动手太快，招术太多，百姓们日子越来越穷困。加之蝗旱连年，大灾不绝，杭州虽是东南第一大府，渔米富足之乡，情况也不如早年了。到苏轼上任的时候，杭州先遭了一年涝灾，第二年忽然转成旱灾，头年的稻子本来就插得晚了，今年又缺水，一涝一旱，减产近半，打的粮食不够吃用。加上运河水浅已经断航，外头的米运不过来，杭州一带开始缺粮。
杭州是大运河的门户，城里有很多资金雄厚的大商人，几千里外的钱他们都能赚，眼前的便宜当然更要捡。看到米价上涨，商家就拿出钱来大肆囤积，结果越囤越贵，越贵越囤，到苏轼上任时，杭州米市已经浮躁不稳，眼瞅着要给炒到天上去了。苏轼急忙把主簿苏坚找来询问详情。
见太守问“囤积居奇”的事，主簿苏坚大发牢骚：“杭州城里养着一伙子‘商贼’！专门囤积取利，米、盐、丝、绢没有他们不投机的！大人钤辖地方，一定要治治这帮奸商！”
投机倒把的奸商确实遭人恨！可大宋朝是个讲道理的朝代，买卖人只要不违法，官员也不能随便整治人家。苏轼琢磨了半天才说：“想对付囤米的奸商有三个办法：一是拨备一批粮食，米价一涨，就由官府开仓平价售粮，把米价打下去；二是引水抗旱，免得农夫们明年还吃旱灾的亏；三是尽快修整运河。只要运河重新通航，外头的米运进来，本地的米价就涨不起来了。”
当官的人才能各不相同，有的适合在中央，有的适合在地方。苏夫子的才干特别适合当地方官，一进朝廷他就摸不着门儿了。
现在苏学士刚到杭州，立刻提出“囤米、抗旱、修运河”三条，都是当务之急。苏坚心里十分佩服，忙说：“还是大人考虑得周到。”话刚说完，外头忽然走进一个人来，二话不说就在苏轼面前跪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