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轼居于东坡雪堂享尽清福的同时，神宗皇帝终于开始“抽车换子”，重新摆正朝局。
依着早前“一年看重、两年起用、三年执政”的计划，神宗先是一有机会就在人前吟咏苏学士的诗词，做出一副“爱才”的样子给身边的近臣们看，接着顺理成章地提出：苏轼是个人才，不可久废不用，命苏轼出任江州知府。
苏轼，是旧臣中的“首脑智慧”，这个人一旦被起用，后面就会跟上一大串儿。蔡确、王珪两位宰相多么精明，哪肯让步？就和皇帝扯开了皮，东拉西扯，拖延不办。这一拖，竟从元丰六年拖到了元丰七年春天，让苏轼做江州知府的诏命还没下达。
此时的神宗皇帝遇上一个棘手问题：前头执政的这些年过于重用“三司系”，把旧臣们贬得太狠。如今想改革朝政，才发现政事堂、御史台都被这些人紧紧把持着，皇帝诏命竟出不了禁城！神宗也知道，朝局是十几年旧病，绝非一天就能翻过来的。如今旧臣们都散在各州府，苏轼只是个“药引子”，在这道人事任命上拖延太久只会过早引起那帮小人的注意，以后阻力更大。于是悄悄发出一道御札：命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出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黄州，即今湖北黄冈；汝州，即今河南临汝，距离京师仅有一箭之地。神宗皇帝既不升苏轼的官，也不提任命苏轼为知府的事，只是把他从黄州移到了京城门口的汝州“安置”，此事无需与任何人商量。可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苏轼到了汝州，这是朝廷变化的先兆。
旧臣们散在各地，朝廷的事他们未必明白，如今苏轼一动，他们就看见了，知道朝局要变，自然会抱成团儿跟皇帝呼应，神宗回过头收拾蔡确、王珪，就有实力了。
此时的苏子瞻已经从他那些高明朋友处知道了“命运即将改变”的消息，本就望眼欲穿等着京城来的诏书。接了御札一看，顿时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感激涕零，就在雪堂门口跪着，冲千里之外的神宗皇帝叩了几个头，哭了一场，于元丰七年四月收拾行装，往京师门口的汝州府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