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司马光关于是否废除《免役法》的争论最终以苏轼气得大吼“司马牛”结束了。看了这一幕，朝臣们都觉得很惊讶，不知苏轼在这时候出来维护“新法”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只有枢密使章惇隐约觉得，苏轼这么做大概是想保护他这位老友。心中好不感激。
为了帮助老友，苏轼几乎和司马君实闹翻。在章惇看来，苏轼已经很够朋友，也尽了力，章惇自己对“与旧臣讲和”也绝望了。现在的他，只有与司马光死战到底了。
这时元丰八年已经过去，哲宗朝的开局之年到来，改元“元祐”。
元祐元年，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门下侍郎司马光从《青苗法》开始逐条废除“新法”。“三司系”知道新法多有漏洞，难以辩论，就按兵不动，一直等到司马光提请废除《免役法》，枢密使章惇才出面与司马光辩论：“《免役法》推行以前百姓们人人要服衙前之役，《免役法》推行以后，百姓交过‘助役钱’后就可以避免劳役，国家每年得钱一千多万贯，这些钱都拿来充裕国库，操练兵马，国家由此变得富强起来。如今你们停了《免役法》，百姓又要受‘衙前役’的苦，国家每年损失千万收入，害处甚大！君实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罢这‘新法’？”
早在请求废除《免役法》之前司马光已预料到会遇此诘责，也做好了准备，听章惇动问就缓缓答道：“大宋朝廷把天下百姓分为五等户，以前只有上等户才服差役，其他如下等户、单丁、女户、僧道等人不需服役。可现在改为收‘免役钱’，不但上等户要出钱，其他人也要出钱，人人不免，弄得百姓们越来越穷。近些年朝廷为了打仗不顾一切筹措军费，竟在‘免役钱’之外又加了一个‘宽剩钱’，原说照‘免役钱’的两分收取，后来就涨到了四分！百姓们每交十贯‘免役钱’，又要额外多交四贯‘宽剩钱’，两笔钱加在一处，上等户也承受不住，何况那些贫苦人家，单这一项就把人逼死！最可恶的是，官府收了百姓的‘免役钱’后又找种种借口仍然命百姓再服‘衙前役’，钱也收了，苦差还要做，就算强盗抢劫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难道大人不知这些时弊吗？”